🗒️我的笔记
“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 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 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王小波, 2017, p. 122) (pdf)Quote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 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 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 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 《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 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 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 更可怕的事。” (王小波, 2017, p. 26) (pdf)
“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 斯巴达和它的立法者莱库格斯。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道绝 命杀手。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值得佩服。现 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 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当然，到底 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 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只可惜，对权势的 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顺便说一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 国的。倘若是巫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我很喜欢这个 论点。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 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 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 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 全世界的哲人王。” (王小波, 2017, p. 93) (pdf)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 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 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 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 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 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这 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 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 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 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 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 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 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 成什么模样。” (王小波, 2017, p. 95) (pdf)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哲学不独 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就是 聪明学，我以为并不过分。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 用，恐怕就不尽然。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 地都不会种了。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 明，老百姓更笨。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把人人同等 看待。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 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王小波, 2017, p. 96) (pdf)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 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 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 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 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 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 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 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 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 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做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笔者在大 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 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王小波, 2017, p. 110) (pdf)
“西方早就 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 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 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 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 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 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 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 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 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 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 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 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王小波, 2017, p. 112) (pdf)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 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 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 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 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 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 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 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 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 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 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 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王小波, 2017, p. 115) (pdf)
“让我们 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 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 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 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 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 忍受了这些痛苦、作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 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 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 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 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 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 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 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王小波, 2017, p. 116) (pdf)
“我和一位犹太同学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 后就会完全两样：他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未被选 中，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地方我虽没去过，但从书上看到 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了那里，十 之八九会像鸭子一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 测。” (王小波, 2017, p. 118) (pdf)
“还有些人对特异性作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个例子，是从人类学 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美国，有些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有自卑感，觉 得白孩子又聪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难看。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 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说 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一定 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 不能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作这 种判断，无异是说本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 真正的道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说来也怪，这种学者现在甚 多，做出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戈培尔 就是这样的：他一面说日耳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耳曼人当傻瓜来愚 弄。我认识一个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 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 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这也是 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 (王小波, 2017, p. 119) (pdf)
“我们可以教 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 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 的道理很是牵强——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 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 自激。孟子说，乐之实，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 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 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 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 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风，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 么是抽风。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抽不 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王小波, 2017, p. 121) (pdf)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 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假如一个社会里，人 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举个例子说， 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 狂。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 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 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 去世不久的杜拉斯。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 生的译本。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 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王小波, 2017, p. 160) (pdf)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 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都是 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 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 字的筋骨所在。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 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 弥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配写英文 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王小波, 2017, p. 161) (pdf)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 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 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 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 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 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 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 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 易解。” (王小波, 2017, p. 163) (pdf)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 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 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 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 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 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 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 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王小波, 2017, p. 164) (pdf)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 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 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 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必须指出，在非礼和豺狼之 中作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吗要掉进水里。这个答案有不能 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他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 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 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在生活里，人命是 最重要的，犯不着为了些虚礼牺牲它——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 (王小波, 2017, p. 186) (pdf)
“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 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 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如果再想引人事急 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 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 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 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 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 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 活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王小波, 2017, p. 187) (pdf)
“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 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什 么关系？这个问题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艺术与格调，犹色与礼也。作 品里的艺术性，或则按事急从权的原则，最低限度地出现；或则按得到 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地搭配。比如说，径直去写男女之爱，得分为 一，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么说，最 后总要得到高大全。” (王小波, 2017, p. 188) (pdf)